伴随新中国走过的70年光辉历程，新中国美术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美术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互相促进，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不断开拓国际视野，探索美术创作规律，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逐步推动中国美术朝着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方向前进。

大力普及，不断提高，双重飞跃

新中国美术是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发展起来的。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服务人民大众，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和在提高指导下普及的原则，以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等理论，为新中国美术理论研究与实践指明方向。

新中国伊始，美术界面对的迫切任务之一，是让美术为包括亿万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的人民大众所享用。美术理论家们和出版部门做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决定大规模组织创作和出版以图为主、图文并茂，既能传播文化知识，又能普及美育的连环画作品。连环画作品题材内容取自我国古代和现代优秀文学作品以及外国名著。与此同时，大量创作和发行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易为大众接受的年画与宣传画。为发展被称为“连年宣”的普及性美术创作，在延安有革命美术活动经历的理论家蔡若虹，专门撰写了有关报告。美术出版界组织大批画家参与“连年宣”尤其是连环画的创作。一部优秀的连环画作品发行量达数百万套成为常事，丁斌曾、韩和平创作的《铁道游击队》(1955年初版)多次再版，竟创下3600万册印数的奇迹。许多画家参与连环画创作，在这一过程中锻炼了创作技巧，促进了对艺术与人民关系的认识。上世纪50至70年代涌现的优秀中国人物画画家，几乎都是连环画创作的积极参与者。

中国画历史悠久，在匠师画、院体画之后，宋元时期注重写意精神的文人画，开始在画坛占据主流地位。文人画兴起意味着中国画进入艺术语言高度自觉的阶段，但清中期以后，文人画失去创新锐气，一味仿古，面貌陈陈相因，与社会现实距离愈来愈远。而进入20世纪，发生巨大变革的中国社会，迫切期待美术作品反映现实生活，表现新的人物形象，以推动社会进步。在此文化大背景下，一部分人对中国画的现实价值和未来前景产生疑问，从而引发理论界热烈讨论。通过不同意见交锋，大家明确了包括文人画在内的中国画写意体系和笔墨意象语言的价值和意义，认识到清晚期以来仿古风的危害，意识到只要中国画面向现实生活，深入发掘传统文化内涵，一定能继续绽放异彩。美术理论家们纷纷著文，阐述美术创作面向现实、艺术家深入生活的重要性。傅抱石、赵望云、李可染、关山月、石鲁等知名画家，一面从理论角度论述继承传统和开拓创新的辩证关系，重申古人阐发的“笔墨当随时代”的理念；一面身体力行地带领画家们走向生活，到大自然中写生，有力推动了中国画健康发展。

50年代，“新浙派”在潘天寿主持的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兴起；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蒋兆和、叶浅予等人提倡中西融合的新体中国画。前者更重视写意笔墨传统的承传，后者偏向于绘画创作必不可少的造型功能。两派虽然学术见解不尽相同，但于实践中都在坚持传统造型基础上，适当吸纳经过中国画家改进的西画技法，使之与笔墨语言相融合。几十年来，沿着这一方向艰苦探索，美术工作者不仅创作了大量可以传世的优秀人物画作品，而且在如何创造性地融合西画技法、增强中国画笔墨语言表现力方面，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

几乎与此同时，油画领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也十分活跃。从西方传播到我国的油画艺术，如何扎根于中国土壤，表现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是包括不少从西方游学归来的中国油画家们一直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在艺术实践上颇有建树的中央美院教授董希文，明确提出中国油画“民族化”的主张，他认为，来自西方的油画技艺在中国生长，必然会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情景交融，产生具有中国文化精神和艺术风采的新体格。董希文主张，中国油画家认真学习和掌握西方油画的结构造型和色彩，在此基础上使其与传统中国画的写意精神与技巧相融合，探索油画的“中国气派”。董希文的卓越艺术见解以及他的《开国大典》《春到西藏》等具有民族审美特点的代表作，有力推动了中国油画的发展。油画“民族化”的理论，之所以至今仍然为中国美术界乐此不疲地关注和讨论，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引进外来的新美术品类，如何转化为本民族的文化载体这一具有长远意义的课题。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美术理论界的领军人物王朝闻，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基本原则，针对美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见解，启发艺术家们严格遵循艺术规律和原理，从事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喜闻乐见——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引导艺术家们既要尊重群众的欣赏习惯，满足他们的审美需求，使他们喜闻乐见，更要使他们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水平在欣赏过程中受到教育，得到提高。王朝闻认为，艺术在大众中传播，是在“适应”对象审美需求时达到“征服”，即提高他们审美能力的目的。“在适应中征服”理论，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论证了艺术创作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不仅在当时厘清和提高了广大美术工作者的认识，而且至今仍对我们正确处理艺术创作与大众审美的关系有指导意义。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美术理论家对于艺术形式美、意象美、抽象美、人体美的研究，对于写实艺术历史、现状的梳理及其未来发展前景的探讨，廓清了美术界对艺术表现方法和手段狭隘的认识，破除了美术创作中的一些禁锢，提高了美术界对艺术多样化的认识。

改革开放扩大了美术工作者的视野，也使他们遇到新问题，那就是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现代艺术的冲击，以及如何评价20世纪以来我国美术创作的成就。理论家们肩负着系统介绍与我们长期隔绝的西方现代艺术发展历程，分析其成败得失的任务，引导人们既不闭关自守，视而不见，也不邯郸学步，盲目追随。80年代中期，由不少青年美术家参与的“新潮”美术活动，促使我国美术界思考如何处理古今中外美术关系的问题。通过讨论，大家逐步认识到，我们应适当借鉴西方现代艺术的创新观念和技巧，舍弃其背离艺术规律的传统虚无观念。在借鉴的方法上，我们以纵的吸收为主，横的移植为辅。中国美术要走向现代，立足世界，必须扎根本民族文化传统，拓宽国际艺术视野，面向现实生活，走自己的路。

在如何走自己的路这个问题上，美术理论界从深入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和古代美术史两个方面着手，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生生不息地传承和发扬的途径。在90年代上半期，理论家们多次举行学术会议，讨论20世纪传统中国画艺术大师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人的艺术成就，并同时对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京津画派、海上画派、新金陵画派、长安画派、岭南画派等做深入研究，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画走过的这段充满艰辛探索和光辉成就的道路。由王朝闻主编、许多中青年美术史家参与撰写的12卷本《中国美术史》和一些中国断代美术史以及中国古代画论的出版，均为美术界正确理解中国现代美术前进之路提供了重要依据。理论界梳理“五四”以来中国美术萌发和生长出民族风采的现代性特征，发现中国艺术的现代之路应该是在观照社会现实、傍依传统和结合国际视野基础上产生的，它绝不是西方现代艺术的翻版。这场有关中国艺术现代性的讨论，极大增强了美术工作者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美术事业发展指明方向，美术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也有了更明确的目标。美术界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指引下，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经过对中国古代和近现代艺术创造价值的反复学习和研究，以及对中国现代艺术方向的探讨，美术理论家们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系列重要论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扎根民族文化传统、面向现实生活的美术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也取得更新成果。密切联系人民大众审美需求和美术创作实践的求实作风得到进一步发扬，新中国美术史、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古代画论翻译工程、20世纪中国美术史等一系列研究展开，关于中华美学体系、中国当代美术评价体系，有了更深入的探讨、更明确的认识。对美术理论研究做出贡献的不仅有专业美术理论家，还有许多实践经验丰富的创作者；一些从事哲学、文学和其他艺术学科专家发表的论著，特别是其中涉及中国美术史论的论述，也对美术理论研究的推进发挥了积极作用。从国外古典和现当代艺术理论研究中批判地吸收其成果，也启发了我们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为思考和研究提供了新资源。

中国美术理论界任重道远。新时代，理论家们应当更认真地面向现实，更深入地研究历史，更紧密地联系实际，严格遵循艺术规律，为繁荣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风采的中国美术做出新的贡献!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